冷战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共同体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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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理解冷战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共同体的瓦解?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受威权主义诱惑?是因为个人利益、文化绝望,还是从来就非真正民主人士?在一个人群愈加分裂和极化的世界,我们还能共同生活吗?

  11月6日,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宣布乔·拜登当选美国第46任总统前一天,历史学家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一篇名为《特朗普不会接受失败,永远不会》(Trump Won’t Accept Defeat. Ever.)的文章。

  文章称,当我们看着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任期走向结局时,需要永远记住它如何开始。特朗普进入政治世界靠的是质疑贝拉克·奥巴马出生地的阴谋论,称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而非美国本土,所以没有资格成为总统。尽管奥巴马后来不得不靠展示出生纸证明清白,但特朗普的支持者仍深信阴谋论,觉得美国的政治、司法和媒体机构共同掩盖这场骗局。

  后来,特朗普利用支持者对美国建制的失望入主白宫,并进一步破坏民主根基。大选结果出来前后,他持续诋毁选举制度,煽动支持者相信拜登非法获胜,正如当初他试图让人相信奥巴马的当选非法一样。这会增加支持者对他更热烈的忠诚,为其被剥夺“应有”的总统职位感到愤怒。特朗普永远不会承认自己的失败,将会不断通过媒体喊话等形式,上演一场场闹剧。

  “最重要的是,拜登非法当选的谎言将成为特朗普脆弱自我的支撑。他无法面对总统职位丢失,自己被打败的现实,只能假装失败没有发生。他需要生活在一个永久的幻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他永远都在赢。这种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在自恋地创造这种另类现实的过程中,他将加深分歧,传播偏执,让支持者更加害怕同胞,不信任机构。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把美国利益放在心上的总统。不要指望失败能改变他。”阿普尔鲍姆写道。

  截至11月12日,从事实来看,阿普尔鲍姆说对了。虽然拜登被广泛认为胜选,许多外国领导人向其表示祝贺,就连特朗普曾经的“好朋友”(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沙特国王本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不例外,但特朗普始终不承认败选,称将继续通过诉讼挑战选举结果。至于明年1月20日,他是否愿意妥善交接权力给拜登,现在也是个未知数。

  至少,许多观察家同意这场选举最大的输家是美国。这个曾被看作灯塔的民主国家,事实与信任两大民主支柱遭到侵蚀,政治极化和分裂程度令人担忧,特朗普主义(Trumpism)的影响仍在。而且,在民主遭遇全球危机的当下,美国等民主国家未来滑向威权政体的可能性仍然不容小觑。

  这时,阿普尔鲍姆今年7月出版的新书《民主的暮光:威权主义的诱惑》(Twilight of Democracy: The Seductive Lure of Authoritarianism),可以说是一味警醒剂。它和这几年涌现的探讨民主危机的众多作品一样,试图加深我们对自由和民主的认知,抵抗威权乃至极权的诱惑,但这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尤其关注知识分子群体的分裂。

  除了历史研究,阿普尔鲍姆也是个公共知识分子,常为《华盛顿邮报》《纽约书评》《经济学人》《旁观者》等媒体撰稿,现在是《大西洋月刊》的专栏作家。今年,她被英国《展望》杂志评选为新冠时代全球最顶尖五十思想家之一。

  《民主的暮光》,源自她2018年的一篇长文《来自欧洲的警告:最坏的情况还在后面》(A Warning From Europe: The Worst Is Yet to Come),讲述从欧洲到北美,政治极化如何发生,人们怎样出现分裂,知识分子为何受到威权诱惑,自由民主的未来将在何方。

  不过,相比过往的大部头研究性历史著作,阿普尔鲍姆这本新书的个人色彩很浓,混杂回忆和历史,没有单一解释和理论,更像是各国之间历史与现实的回响。

  故事从1999年12月31日新千年到来之际,一场发生在波兰的聚会说起。当时,阿普尔鲍姆和时任波兰中右翼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的丈夫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Radosław Sikorski),邀请各国(如波兰、英国、美国、俄罗斯)朋友来家里庄园相聚。从政治光谱看,那时这群人属于右翼,也可称为古典自由主义者,相信民主、市场、法治的力量,希望波兰积极融入北约和欧盟。

  聚会从晚上持续到了第二天的早午餐,阿普尔鲍姆记得,当时每个人都在聊天,英语和波兰语在白桦林中混合和回响。“那一刻,在波兰即将加入西方的风口浪尖上,感觉我们仿佛是一个团队。我们就民主、通往繁荣的道路、事情的发展方向达成一致”,她在新书中写道。

  但是,20年过去,参与聚会的知识分子共同体早已解体,分道扬镳,像阿普尔鲍姆夫妇继续持中右翼立场,一些人则偏向中左翼,还有一些人受威权主义诱惑,变成极右翼。

  比如在波兰,一些知识分子支持执政的法律与正义党。该党偏向保守的民族主义,运用民粹主义手段,逐步破坏民主制度(如不正当任命宪法法院新法官、将国家广播电视机构变为政府的宣传部门)。2017年12月,欧盟委员会就批评波兰政府违反包括“民主、平等、法治、尊重人权”在内的欧盟基本原则。

  “(波兰)所有这些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政府更好运作,而是让其更有党派色彩,让法院更容易被摆布,更听命于党”,阿普尔鲍姆说。

  阿普尔鲍姆夫妇昔日持相似价值观的朋友们发生转变。比如保守派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和撒切尔夫人演讲稿的撰写人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如今接受匈牙利政治强人欧尔班·维克托的荣誉;丈夫西科尔斯基的朋友鲍里斯·约翰逊如今变成英国首相,并且政治投机支持脱欧,称“没人真想离开欧盟”;阿普尔鲍姆的一个朋友现在狂热宣传互联网上看到的阴谋论,包括反犹主义,另一个朋友则受雇于反同性恋的媒体……

  阿普尔鲍姆觉得,通常解释政治强人上台的原因,如经济危机、移民压力、恐惧,固然重要,但不能充分解释朋友们的转变。毕竟,当右翼的法律与正义党2015年执政时,波兰经济繁荣,也不是大量移民流入地,更没有面临威胁。至于解释底层支持极右翼政党的原因,如全球化和不平等,对他们也不适用。

  “无论如何,我在这本书中写的人没有受到这些危机的影响。他们也许不如自己所希望的那样成功,但并不贫穷,也不来自农村,没有因为移民的工人而失去工作。在东欧,他们不是1989年以来政治转型的受害者,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政治受害者;在西欧,他们不属于贫困的下层阶级,也不生活在被遗忘的村庄;在美国,他们没有生活在被阿片类药物蹂躏的社区,不花太多时间在中西部餐馆吃饭。事实上,他们根本不符合任何用来描述特朗普选民的固有刻板印象。相反,他们在最好的大学接受教育,常说外语,出国旅行,住在大城市(如伦敦、华盛顿、华沙、马德里)。”阿普尔鲍姆写道。

  她称,这种转变自己没有单一解释,也不会提出一个宏大理论或普遍解决方案。但是,所有解释有一个共同主题:只要条件合适,任何社会都可以反对民主。事实上,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参考,我们所有社会最终都会如此。

  历史学家面对当下,经常感觉历史相似。这次,阿普尔鲍姆想到的是19世纪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引起的分裂。

  1894年,法国军队称,发现一个将情报传递给德国的“叛徒”。这名“叛徒”叫德雷福斯,说话带有德国口音,是个犹太籍的上尉军官。所以,一些人觉得他不是真正的法国人。虽然最后证明德雷福斯清白无辜,但当时法国军队靠伪证将其送上军事法庭,判处叛国,单独关押在法属圭亚那沿海的魔鬼岛长达11年。

  那时,德雷福斯事件引起的分歧看起来颇为熟悉。那些坚持认为德雷福斯有罪的人像是今天的极右翼,或者波兰的法律与正义党、法国的国民联盟,他们推崇阴谋论,得到右翼报刊煽动性支持。领导为了维护军队荣誉而撒谎,信徒们则坚信德雷福斯有罪和他们对国家的绝对忠诚,即使谎言最后被揭穿,也没多少影响。另一方,一些人认为,有些原则比国家荣誉更重要。国家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套理念的体现:正义、诚实、法院的中立性。

  这两种愿景,使法国分裂。人们在餐厅争吵,有些家庭成员彼此不再说话,有时甚至超过一代人。到了20世纪,在维希法国和抵抗运动的不同意识形态中,仍能感受到这种分裂。今天,在玛丽娜·勒庞“法国人的法国”民族主义与马克龙更广泛的法国愿景之间的斗争中,分歧依然存在。后者代表一系列抽象价值观:正义、诚实、法院中立性,以及全球化和一体化。

  阿普尔鲍姆觉得,德雷福斯事件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由单一突发事件引发。仅仅一个有争议的审判,就使整个国家陷入一场愤怒争论,在以前不知道彼此有分歧的人之间造成无法解决的分歧。但这也表明,对“法国”含义的迥然不同理解已然存在,只是等待着被发现。那20年前,人们对“波兰”的不同理解也一定已经存在,只是等待着被环境、偶然事件和个人野心所加速发掘。

  “无论是1890年代的法国,还是1990年代的波兰,所有争论的核心都是一系列重要问题。谁能定义一个国家?谁能统治一个国家?”阿普尔鲍姆说。

  因此,她感到历史的循环。“事实上,关于谁来统治的争论永远不会结束,特别是在一个人们已经拒绝贵族制度,不再相信领导权是天生继承,也不再相信统治阶级是由上帝认可的时代。在欧洲和北美,我们中的一些人确信这样的观点:各种形式的民主和经济竞争是继承或受命权力最公平的替代方案。”

  “但是,当优绩制(meritocracy)和竞争原则受到挑战时,我们不应感到惊讶。民主和自由市场毕竟会产生令人不满意结果,尤其在监管不力,或者没人信任监管者、人们从截然不同起点加入竞争时,失败者迟早要挑战竞争本身的价值”,阿普尔鲍姆说,“更关键的是,竞争原则,即使鼓励向上流动、天赋和创造力,也不一定回答关于国家认同的更深层次问题,或者满足人类属于道德共同体的愿望。”

  但是,威权政体提供这样的承诺:这个国家将由最优秀、最值得的人统治。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民主必须被扭曲,商业必须被损害,法院必须被破坏。如果你相信你是最值得的人之一,你就会去做。”阿普尔鲍姆写道。

  据《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阿普尔鲍姆在新书中提到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1927年,班达描述知识精英对左翼和右翼专制主义者崛起的重要性,抨击为极左和极右政权服务的思想家,指责他们背叛知识分子的中心任务——寻求真理,转而支持特定政治事业。

  阿普尔鲍姆认为,某些情况下,受诱惑的动机源于个人利益。例如,在东欧,知识分子经常与煽动者联手换取社会地位和物质奖励:像欧尔班的一位支持者,在20年里获得所需资金和政治支持;波兰国家电视台台长支持法律与正义党的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从而获得职位……

  除了个人利益,阿普尔鲍姆觉得,“文化绝望”将一些知识分子推向煽动者的怀抱。她引用德裔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1961年出版的《文化绝望的政治:对日耳曼意识形态崛起的研究》(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 A Study in the Rise of the Germanic Ideology)的观点,认为对德国精神和民族衰落的担忧是纳粹主义崛起的根本力量。

  在她看来,19世纪末,德国艺术史学家朱利叶斯·朗贝恩(Julius Langbehn)将“民主化”描述为德国文化消解原因之一。同样,在今天的美国,右翼知识分子认为,人和自由派精英对美国的民族认同和基督教价值观构成威胁;在英国,欧盟成为怀旧保守派的执念。“欧洲”成了一切问题根源的替罪羊,甚至包括英国文化的平庸、现代资本主义的丑陋和民族活力的普遍缺乏;在西班牙,右翼Vox党的知识分子坚持认为,基督教文明面临着来自“伊斯兰敌人“迫在眉睫的威胁……

  阿普尔鲍姆揭示,这种恐惧如何导致知识分子觉得采取任何手段,包括拥护腐败、不道德领导人,攻击司法机构和新闻界,搞裙带关系和腐败,接受俄罗斯的金钱,都可成为避免末世的理由。

  还有一种可能的原因,一些知识分子被威权主义本身所吸引。也就是说,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民主人士。冷战期间,把这些所谓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的,可能不是对民主的热爱,而是对左翼思想的仇恨。所以,当左翼政权崩溃时,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也就消失。

  阿普尔鲍姆们当时憎恨左翼思想,因为它反民主和资本主义,但其他人士憎恨左翼思想,则是因为它粉碎民族认同、有组织宗教和传统等级制度。当自由民主也威胁到这些东西时,这些人选择背弃它,就像他们几十年前背弃左翼思想一样。

  当然,在关注知识分子同时,阿普尔鲍姆并没有忽视普通人的选择。她引用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权威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概念。阿伦特觉得,易受威权魅力影响的人是一个彻底孤独的个体,没有与家人、朋友、同志、熟人建立社会联系。他在这个世界的归属感仅仅来自于党员身份。具有这种倾向性的人天生喜欢单一和秩序,不能容忍复杂性,怀疑持有不同想法的人。

  阿普尔鲍姆对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称,从古希腊和古罗马开始,历史上几乎所有民主国家都以威权主义结束。因此,身处民主制度的每个人需要意识到其脆弱。某种意义上,民主反人性,因为它要求所有人允许我们的政敌统治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再尝试用合法手段击败他们,夺取权力。这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她对《纽约时报》说,写这本书的原因之一是不想让民主国家的人们自满。“国家会倒退,可以不再是民主国家。我们正经历技术、信息、人口和社会剧变的非常时刻,社会动荡,任何结果都有可能发生。”

  如果说,阿普尔鲍姆的故事是关于民主滑向威权过程中,知识分子如何出现分裂和极化;那么,在威权政体内部,其实也存在类似现象,只是没有那么极端,尚存一些共识。

  比如在中国,姑且不提198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权威主义、1990年代初自由派和新的决裂,光是这几年自由派内部分裂,保守主义登场,不少知识分子支持特朗普,就非常值得关注和讨论。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建勋在《文化战争、保守主义与西方文明的未来》一文中认为,过去半个世纪,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文化战争。它发生在进步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其分歧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诸领域,双方的争论主要围绕着政府权力、私有产权、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堕胎以及同性婚姻等问题展开。保守主义者致力于捍卫基督教传统、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并认为这是美国精神乃至西方文明的核心,而进步主义者则倡导世俗化、大政府、干预主义以及福利国家。这是一场观念与信仰之争,西方文明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保守主义能否占据上风。

  所以,他觉得,宁可支持一个口无遮拦但其政策有利于西方文明的总统,也不支持一个道貌岸然但其政策不利于西方文明的总统。如果一个人认为大政府、高税收、再分配、福利国家、同性婚姻、开放边境等也有利于西方文明,那也意味着和他没有基本共识。

  另一边,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耶鲁大学法律博士候选人林垚写过一篇《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认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川化(特朗普化)的根源来自灯塔主义(beaconism)情结。

  林垚觉得,这种情结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政治灯塔主义”,即中国一些自由派由于历史记忆和现实担忧,对西方(尤其美国)政治产生一种殷切投射,并且不由自主地将纷繁复杂的政治议题坍缩到自己有过切身体验的简化版“左/右”光谱上来理解。所以,他们对抗争性政治、所谓“政治正确”等议题难以接受。

  另一面则是“文明灯塔主义”,不仅憧憬西方政治,更憧憬广义的“西方(白人/基督教)文明”,并因此忧心忡忡于后者将(因为生育率差距而)逐渐“沦陷”于非白人移民、穆斯林难民等之手。于是,他们对特朗普的种族主义政策、反移民政策、反同性恋政策非常推崇,生怕西方文明沦陷。

  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保守主义著作被译介进中国。 2018年,美国“保守主义教父”拉塞尔·柯克(Russell Kirk)的《美国秩序的根基》也出了中文版。王建勋在《保守主义在中国登场》一文中称,柯克被认为是继承了柏克衣钵的美国保守主义者,是二战后引领保守主义在美国复兴的关键人物。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中国自由派的大选阴谋论和美国契约的危机》一文记录下他的观察:“事实上,此次大选揭示了中国自由派的一个重大变化:他们传统上相信西方的新闻自由和主流媒体,但是这次大量支持特朗普的自由派已不相信《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CNN这样的主流媒体,而选择相信《纽约邮报》、《华盛顿时报》这样的媒体。他们认为,美国主流媒体或已被华尔街大财团收买,或已被‘白左’占领,甚至已被‘敌对势力’渗透。”

  张千帆觉得,此次大选众多自由派的认知失准表明,他们知道自己反对什么,却并不真正知道自己追求什么。社会契约是民主国家的基础,美国当前面临这一危机,所以能否恢复人们对其的信任至关重要。

  11月8日,拜登在胜选后发表讲话,说:“我理解特朗普支持者的失望。我了解你们的感受。我失败过很多次,但我们必须停止妖魔化对手并使其成为敌人。现在是治愈伤口的时候,竞选结束了,人民呼吁我们为尊严和公平而游行。”

  12年前的11月4日,奥巴马当选总统时,发表的讲话也在呼吁美国人民团结一致。但是,12年过去,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很多国家,群体之间的裂痕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之势。在一个愈加极化的世界,如何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相处,成为一个难题,但这也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永恒要义。

  面对未来,阿普尔鲍姆说:“在历史的任何时刻,人们都有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努力做事让世界变得更好,也可以选择放弃,或是选择变得冷漠和虚无主义。我的意思是,总有选择,而这些选择现在就存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了解什么是更好的选择。”

  (参考资料来自《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卫报》《经济学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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